我自幼生活在农场的奶奶家。奶奶家在场部的最北面，大姑家刚好在最南面，一条笔直的马路联通着两端，每次奶奶带我去看大姑的路上，总会在路口冰棍车上给我买一根红豆雪糕，所以我记忆中的夏天总是充满红豆雪糕的味道。一个棉被包裹的木箱子就是简易的保温箱，有奶油和红豆两个口味就算品类齐全，一个独轮车放在路口就算是个小摊。现在看来简陋的不可思议，当时却很稀罕。

    80年代末，安装一部住宅电话，对工薪阶层来说不仅价值不菲，还需要排队。爷爷奶奶作为建场功勋老干部，得以优先安装一部电话，十分荣耀。那时大哥大是大老板的专属，谁能想到若干年后交话费可以送电话，再后来交话费可以送手机。那时候小姑在很远的水泥厂上班，赶上夜班，用电热杯煮一袋华丰方便面，拌点蒜蓉辣酱，就能让工友羡慕不已。小孩子能在跳皮筋时傲娇地拿着一块板结的麦乳精啃，就能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。

    整个农场的经济中心在十字路口，道路西侧的电影院门前，空旷的广场上支棱着几个油毡纸钉成的棚户小摊，只卖烟丝、油炸馓子、粉条等简单的货物，两个修鞋的老人，增加了那里的人气。两层的国营大商店是唯一的商服楼，商品包括了当时的一切必需品，所以它理所当然的傲视着“群雄”。一楼总是弥散着白酒、腐乳、酱油、豆油等混合的迷之味道。二楼正中的电器区，双卡门录音机总是高声播放着《粉红色的回忆》、《阿里巴巴》《酒干倘卖无》等流行歌曲。女售货员穿着洗的洁白的制服，在柜台后悠闲的用输液管编着金鱼钥匙链，穿着喇叭裤，带着蛤蟆镜、电子表的卷发小青年聚在那里，自嗨的跳着迪斯科。那时候最尴尬的就是买衣服总是没有合适的号码，好不容易买到了一套，还常常不论男女老少，几个人一起撞衫。

    我上小学那年，那条风化料铺就的南北路进行了翻新，变成了水泥路，道路两旁建了几十个商品房，虽然是平房，但比起之前东西街上十来个棚户商铺，已经相当繁华了，大家喜欢叫这条路为“一条街”。从那以后，大商店再也没有一枝独秀、众星拱月的盛世辉煌，个体商户以更热情的态度招揽着八方宾客。在《亚洲雄风》的歌声里，大商店的电器销售区消失了，裁缝区不见了，虾酱坛子、腐乳罐子、酱醋缸……都淡出我们的视野。一年多以后，大商店不再是国营性质，变成了若干个体承包摊位的商铺。

    即便增加了这么多商铺和摊位，还是不能阻止人们下海经商的热情，于是，一条街上每月逢八有大集，地摊最多的时候能绵延一里地，晚上还有小有规模的夜市。整个农场从物资匮乏发展到商品繁多，好像只用了四五年的时间。衣柜里假领子，毛线织的棉袄领子开始泛黄，穿缎子面洋棉袄的人越来越少，路上的吉普车和三轮警车渐渐不见了踪迹。骑自行车没什么可以炫耀的了，因为大街上出现了好多摩托车。

    我家买回的第一台电视只有十四寸，也许是因为关闭时屏幕的亮光会逐渐缩小成为一个四角星，所以才叫金星牌吧。虽然平时只有中央台，省台和一个地方台，也完全阻止不了我们一家人对节目的喜爱，哪怕一个广告我都能倒背如流。也是那时，我记住了霞飞和大宝，春兰和燕舞。记忆深刻的是近视的爸爸深夜坐在电视机前，咔咔的扭着电视机，通常雪花声多于节目声，然后还要手动去调整圆形的室内天线，实在不清楚，还要等天亮爬到房顶去转室外天线。条件好些好的姑姑家，已经买了彩色电视，当然还是手动调台，还是圆角凸屏的，我和弟弟最大的兴趣是用小霸王学习机打游戏，先“挂”的那个无聊，就用放大镜看屏幕上红绿蓝彩条的变化。